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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画鉴定的特殊性——与器物鉴定相比较

时间:2022-11-09 10: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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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ˉ 仇英《仙山楼阁图》轴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

来源 | 《美术大观》2022年第9期 作者 | 单国强 分享 | 书艺公社(ID:shufaorg) 书画鉴定的特殊性是书画鉴定的重要内容。了解其特殊性,是掌握书画鉴定的关键点。书画类与器物类在鉴定方法上有很多不同。书画鉴定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和独特的比较法等特性,也离不开对年款、上款、题跋、印章等必要的考证和必备的基本鉴定知识。本文通过系统论述书画鉴定的特殊性,试图为入门级学者培养犀利的目鉴眼光,为开展赏析、品评、个案研究等理论工作提供帮助。   书画类与器物类在鉴定方法上相比较,自然有很多相同之处,如目鉴、仪器检测材质或年份等,但有更多不同之处。了解书画鉴定的特殊性,是尽快入门并把握要领的关键点,故书画鉴定的特殊性也是书画鉴定学的重要内容。以往很少有人系统论述,本人依据实践体会,兹作一番粗浅梳理,以求方家指正。   一、鲜明的个性化 器物属于类型化古玩,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,可以按照时间、产地、器物特征等归纳成各种类型,并选出标准器作为真伪对比样板。而书画属于个人创作(极个别的集体创作除外),具有鲜明个性,每位画家的画风均有不同,即使有父子、师生、私淑、同派等密切的传承关系,也必定有相异之处。故此,要建立画家个人风格的样板,就无法用类型化来归纳,必须逐个画家地去熟悉。成千上万个画家,就可能有成千上万个个性化的样板,如是,需要掌握的数量,就比器物类多得多。然而,对一个鉴定专家来说,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,可以说是书画鉴定最先碰到的一个难题。 那么,有没有办法解决呢?即如何根据个性化这个特殊性来掌握画家的个人风格呢?首先可以缩小熟悉的范围,即选择每个时代、时期或阶段最负盛名的画家,详尽地加以了解,如唐代创立样式的“吴家样”“张家样”“周家样”;五代和宋代创立派系的董源,巨然,李成,郭熙,李公麟,米氏云山,以刘、李、马、夏为首的南宋院体等;元代的赵孟頫、“元四家”;明清正式立派的“浙派”创始人戴进、继起者吴伟,“吴派”创始人沈周、文徵明及唐寅、仇英,“青藤派”创始人徐渭,“松江派”首领董其昌,“四王”画派之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翚、王原祁,“海派”之赵之谦、虚谷、任颐、吴昌硕等;还有虽未立派但追求相近的画家群体,如“清初四僧”“金陵八家”“扬州八怪”等。这些画家名气著、影响大、作品多、传布广,故而伪作也多,鉴定难度大。然掌握了这些画家的情况,大部分有作品真伪问题的画家也把握住了,其总量也就百余人左右,与器物的类型化数量差不多。 其次应该重点把握每个画家的典型风格,也就是成熟风格或代表风格。因为这是伪作最常临仿的风格,为社会大众所认可或熟悉,其他或早、或晚、或变形的面貌,大众可能会不认。如齐白石的伪作,多仿“衰年变法”后的六十岁以后风格,极少见此前的面貌。而重点把握典型风貌,远比全面熟悉每个名家的早中晚变化要简易得多。 然而,即使熟悉百余位名家,要做到了如指掌、胸有成竹也是极难的,一般鉴定专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方向,来限定自己的范围。像我未曾深入研究过元以前的名家,对他们的作品就不敢轻易拍板,即使明清画家,对未涉足过的明代“吴派”前驱画家,“吴派”后期画家,陈洪绶、崔子忠等变形主义人物画家,清代的“新安画派”“京江画派”等,也不敢贸然定夺。可以说,没有贯通古今、无所不知、一锤定音的书画鉴定家,但有可能出现一定范围内的权威专家。   二、独特的比较法 鉴定就是将所持物品与真迹相比较,对得上就可能真,对不上就必定假,要比较,就必须先有真迹作为样板,器物是按类型将典型器作为样板,书画则是按画家将典型风格作为样板。而进行比较时,两者差别就太大了,器物按同类型进行比较,完全对上的就是真迹(不排除在制作过程中的细小差别),差别太大的就是仿品。而书画作品,与真迹一模一样的必定假。因为画家不可能对着自己的成品再一笔不差地临摹。即使重复相同内容、相近构图和类似画法,也会自然而然,而非依葫芦画瓢似的再画一张,两者必定有差别,这称作“复本画”,也属真迹,但两者水平是相同的。此种现象古今均有,古代主要是一些职业画家,因社会上买家需要,重复画好几幅买家感兴趣的作品,如明代仇英,嘉靖庚戌(1550)陆师道题的《仙山楼阁图》轴(图1),与《云溪仙馆图》轴(图2)就十分相似,稍有差别,水平均高[1]。但两件几乎一模一样,而水平有明显差距,那逊色者就应该是仿本,这叫“双胞胎”案。还是以仇英为例,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《汉宫春晓图》卷(图3),是公认的真迹,被评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之一;而在徐悲鸿纪念馆,也藏有一件仇英的《梅妃写真图》卷(图4),从题材内容、构图形象到笔墨、设色,几乎一模一样,唯在画艺上有高下之分。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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